三星Note 7炸机机主：我觉得我是个傻子

但张思童还是信不过，这些媒体采访他之后很快就没有后续了，“这让我怎么信任？”所以即使是央视问他要手机，他也没给：“我接受央视采访的条件是不可能把手机交给他们自己检测，我不放心，我要亲手交给实验室。”

为了自证清白，央视记者走的时候，张思童专门用胶条把自己炸掉的手机封存起来，他要在国庆之后到北京维权。

张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维权的事情，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。张思童仔细一想，觉得公司也有道理，索性辞职了，“我要专门把这事弄明白，不耽误自己也不能耽误公司”。

10月6号，张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。他首先去了泰尔实验室，那个曾经检测三星官方送检机的第三方机构，“我想亲眼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也是他们说的外部热冲击导致的？”

这是央视记者陪着他去的：“去的时候三个专家都出门接我们了，没有央视的话，我可能连检测室的门都进不去。”

但泰尔实验室告诉张思童，要去上海，三星就是在上海检查的。

到了泰尔实验室，张思童才拆开了之前用胶条封存好的Note 7

没有办法，张思童决定再去问问三星的看法，他去了北京三星的华北总部，对方却把他踢到望京店，“把我电子发票照片要走了，给我手机拍了两张照片，然后不搭理我们了”。

他们说会和张思童联系，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他回复。

五、围观

最让张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，而是众人的围观。

小时候张思童在农村度过很长时间，有外村人来，不管村里有多大矛盾，他们都会一致向外。他以为起码中国Note 7机主应该是这样一个村子。

去北京前，张思童联系到一位也炸机的机主，跟他说，我已经联系好央视了，给你报销车费路费，对方说不了，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想三星给笔钱就完事。

张思童让他再考虑考虑，一起站出来。见张思童那么坚持，这位也炸机的用户才说出已经把手机交给三星售后、拿钱私了的实情，“你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，为什么不多拿一笔钱呢？”

张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，“我没想太多，你不来，我一个人吧”。

让他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在网络世界上，张思童见过要给他捐款的、要一起到消协维权的以及要提供各种帮助的人，可他没见过这些人有什么实际行动。有Note 7机主对张思童怀有敬意，想请他吃饭，张思童答应了，在约定地点等了对方两小时，结果一直没人来。“你来我请你都可以，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”，他又把这个人拉黑了。

有人给张思童出主意，让他带个头，带几位Note 7机主一起行动。张思童说你们能找出五个敢来的人，我就敢带你们一起去维权，结果连五个人也没凑不起来。

“围观”而不行动，已经是社交网络上“懒人行动主义”（Slacktivism）的重要体现，当事件发生时，人们只愿意做一个“键盘侠”，而不愿意实际行动起来，中国有19万Note 7用户，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行动起来。

当张思童辞职找说法的消息传开后，网上也有一堆人质疑他的动机，说他是为了出风头、是要讹笔大钱。

一开始，张思童似乎并不在意，“我关心的朋友就那么几个，不关心我的人我不在乎，人最穷只不过当个乞丐，怕他们什么呀”。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，这位社交账号主要依赖QQ、微信的前消防员，在启用贴吧、微博、知乎等账号之后，在网络暴力面前似乎变得暴躁起来。“他们污蔑我我就骂回去”。

张思童自己总结出一个结论，“三星为什么区别对待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管”。

六、召回

10月11号下午接近两点，三星中国公告宣布召回中国大陆19万台Note 7。目前，三星官网显示，自己正与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（CPSC）合作进行后续调查。

Note 7事件使得三星股价遭受重创，创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，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次事故损失近50亿美元收入。

那天，一个300多人的Note 7维权群里传来欢呼，作为群主，张思童松了口气。

他没想为全中国的Note 7机主出头，“我为群里那几百个人出头就够了，不管召回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功劳，算是给了他们一个交代”。

张思童的维权群

别人欢呼的时候张思童一度有些孤独，但一会儿他就想通了，“现在该为自己考虑了”。

他似乎不太担心钱的事情，当被问到担不担心赔偿不会变多的问题时，张思童变得有些豁达，“我一年自己能花六、七万，他能赔我两三万，不就也是小半年就没了？那点钱能有多少？够我花一辈子么？我只要我应得的”。有人加他好友要给他捐钱，张思童也没要，他对捐款这个事情还没有认识清楚，怕别人误会维权是因为钱，也怕遇上专门阴他的人。

（编辑：PHP编程网 - 黄冈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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