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流浪地球》导演:到好莱坞中等水平 中国需10年

“当初有很多人说，中国拍不出来科幻类型片，我决定做的时候，谈不上有多少自信，但我确实有这个勇气。这跟我的非专业出身应该有一定关系，因为我始终觉得作为导演不是单纯的创作者，它是非常综合的工作，之前的法律跟管理其实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。而且在我拍第一部片子的时候，学法律这个背景其实一直都在被质疑，可能时间久了被质疑惯了，也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。”郭帆说。

2015年初开始启动，从设立世界观、编写剧本，到确立所有演员，然后拍摄，再到进入后期流程，最终电影上映，4年多时间的“流浪”之旅，从最开始只有两个人，到后来有7000多人在路上。

首先是改编剧本。原著是中篇小说，2万余字，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，难以直接以电影来呈现。郭帆团队对小说大幅调整，把故事主线设定在2075年，在保留原著核心设定的基础上重新编织人物关系。为了达到硬科幻的要求，让电影故事真实可信，郭帆到中科院请来4位专家帮助解决天体物理问题，并花了8个月时间来做世界观设定：在发生了这次太阳危机后，地球会有哪些变化，历法是否有变化，每天还是不是24个小时，没有昼夜人类如何生活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会如何改变……为此，团队为地球做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编年史，每一年发生了什么，形成哪些因果。抵达2075年不是一次时间穿越，人类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那的。

每天都在怀疑自己，

不确定电影还能不能拍得出来

现在复盘，郭帆几乎不再介绍“郭帆流浪宇宙”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，团队如何头脑风暴、在情节和台词上怎样突破。他执念更深地在编剧的流程与技术层面、工业化层面。

“很多人还意识不到工业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。拿最简单的剧本格式举例，这个格式指的是字体大小、行间距、标点符号的使用正确与否，场景描写的格式以及对话的格式都应该是什么。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，国内都很难做到行业内的统一。但这是工业化最基础的基石。就像我们去盖楼的时候，它是砖，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化的剧本，我们就很难做到将它数据化，并且把它变成数据库，再和后续的各个部门间的工具去连接。所以就很难做到更加细致的分工和管理。”郭帆说，在《流浪地球》的创作中，他带领编剧团队把剧本变成数据库，实践了他的电影工业化认知。

《流浪地球》 拍摄现场 (供图 郭帆导演工作室)

“我对电影工业的理解，它的核心就是标准化，然后才可以量化、细分，可被分配，提高效率。这是工业化的基础逻辑。”在他看来，这套逻辑是清晰而简明的。逻辑跑通并不难，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路上，最难之处是去改变人的观念。

“有很多人不愿意使用更新的软件和工具，更愿意用纸跟笔。而且大部分人的观念是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。但是用纸跟笔记录，在一时可能是快的，但积累出100天或200天的工作之后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信息都很容易丢失，并且难以查询。” 郭帆认为，观念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和障碍，这在源头上就有很大的问题。

这种看问题的着眼点贯穿其后整个过程。

在完成所有美术方面的概念设计和所有的道具设计、场景设计，以及三维景的搭建，虚拟景、实景的搭建及筹备，并确立所有演员后，2017年5月，《流浪地球》在青岛正式开机。

尽管筹备良久，郭帆依然遇到大量想象不到的技术困难。在中国制作科幻电影，空白的环节部门太多。

“拍科幻，我们以为准备好了。但实际拍摄中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们只是预计到它会有，但是并没有预计到它到底有多大。”郭帆感叹说。

这场每天都在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，看不到方向和终点的马拉松，越往后，整个团队从心理到生理就都进入到一个疲惫期，情绪上也不稳定。郭帆说，他几乎每天都在怀疑自己，不确定电影还能不能拍得出来。

他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让他坚持下来的，依然是最初的那个起点，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。“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就会靠它鼓励自己和团队来解压。但自我的情绪控制也是一个课题，我到目前也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自我解压方式。”

所有的压力，要到影片真正公映才得以释放。

《流浪地球》主演屈楚萧曾说，一个演员可以一年拍好几部戏，但对一个导演来说，四五年时间就钻在一个事情里，决定他命运的可能就是上映的那一个月。

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

上映第二天，《流浪地球》大火之势已现。

叫座叫好的市场反馈，意味着“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腰包，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”这两件天下最难的事，郭帆同时做到了。

郭帆所做的，是在太空的尺度上，讲一个关于中国人回家的故事，内核是中国价值观中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。

“回家这样的中国文化内核，跟千年来我们是农耕文明有关，我们是一个内陆型的文明，所以跟西方的岛屿和海洋性文明有巨大的差异。在这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，然后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。”郭帆说，这个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。

但问题是，当导演想把这样的中国故事，讲给已经习惯“好莱坞套路”的中国电影观众，他们能接受吗？

郭帆认为，这就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土壤问题。在他看来，科幻电影的土壤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产业链上的缺失、从业者素质的不专业。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，如果国家不够强大，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、本国“方案”来解决世界危机。

“科幻电影的土壤其实是时代。只有国家足够强盛，我们才能拍出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好的电影。”郭帆举例说，就如同玉兔登陆月球背面可以给我们传回照片一样，当这件事情真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时，我们在荧幕中看到中国的航天系统、中国的宇航员，你才不会怀疑（中国人也可以做到）。“今天的中国，国家的科技，国家的民生，国家的经济，国家的整体综合国力的提升，这些大的时代背景是有利于我们做科幻的。这才是真正的科幻电影的土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