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DNA检测是错误的 那么沉冤何以昭雪？！

去年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宗谋杀案中，TrueAllele系统判定的证据被引入其中。辩护律师要求佩林公开其软件的源代码，指出“没有相应源代码的公开，[被告]将无法确定TrueAllele系统是否是按佩林所述这样做的。“但最终法官否认了这一要求。

事实上，TrueAllele只是近年来开发的一些“概率基因比对”程序之一。随着相关技术变得更加重要，这种软件本身也有可能复制并增加其所要解决问题的担忧。纽约法律援助协会最近挑战了一个类似的软件程序——法医统计工具（FST）。该软件由城市的首席医学检查员办公室内部开发，已被用于该州数百个案件证据的检测，其中包括法律援助律师杰西卡·戈德思韦特（Jessica Goldthwaite）客户涉嫌的谋杀罪。

戈德思韦特对DNA比对检测知之甚少，但她当时的同事之一，苏珊·弗里德曼（Susan Friedman）获得了生物医学科学硕士学位;另一个同事克林顿·休斯（Clinton Hughes）曾参与了几个DNA证据的相关案例。三位律师决定对这种技术进行深入研究，前后请教了六位科学家。这些法律援助律师强调：“我们咨询的一个群体遗传学家说，公开的FST资料更像一个广告而非科学论述，”休斯告诉我。另一个科学家笑称其为“随机数生成器”。

2011年，法律援助团队请求举行听证会，质询该软件是否符合学术界所接受的Frye标准。对于戈德思韦特和她的团队来说，一个未经测试的工具，特别是在分析非常微量和干扰样本时，可能会导致技术人员做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并且因为这些软件的源代码保密，陪审员并不能知道是否存在假匹配的实际可能。

在听证会上，戈德思韦特和她的同事们提出了一系列专家证词，他们认为FST不是成熟的科学，而是一个未知量。因为医学检查官办公室拒绝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其代码的详细信息。最终，团队被迫用逆向工程的方法推导算法以找出其缺陷。

法官马克·德怀尔（Mark Dwyer）也认可法律援助团队的观点，“法官远远不是解释科学的最佳人选。”他做出了他的决定。然而，他补充强调，使相应方法合法化的努力“必须应当继续，最终要说服当事人”。最终，FST证据被裁定不可接受。

然而，德怀尔的裁决并没有法律先例性。其他法院依旧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由概率软件分析的证据。越来越多的类似证据可能在未来几年进入法庭。然而，戈德思韦特告诉我，一个法官愿意质疑新科学的事实表明，其他人也可能这样做，她和她的团队将继续发起法律挑战。

当我在Cybergenetics总部采访佩林时，我也提出了软件透明度问题。他显然非常恼火。他指出，他已经发表了关于TrueAllele背后理论的详细论文，并提交了专利申请：“我们公开的并不是源代码或涉及软件开发细节的商业秘密，而是基本的数学原理。

佩林认为，绝大多数的批评是酸葡萄心理。“在法医学的任何新发展中，开始依靠有效的机器提供一个准确的答案，而不再依靠你自己和你的专业知识，自然会有相应的抵制。”他这样如是指出。

2012年，法律援助团队向FST系统发起挑战后不久，荷兰的两家开发商Hinda Haned以及Jeroen de Jong合作发布了免费和开源的DNA分析软件LRmix Studio，该软件代码完全公开，可供其他用户使用和改进。

纽约大学的埃里·墨菲（Erin Murphy）也认为，如果概率DNA比对检测被法律界广泛接受，——她认为有一天它应该会——它将需要朝着增加透明度的方向前进。

“所有DNA检测存在的问题是，没有任何怀疑，”她告诉我。“现在没有任何必要的压力。我们是否能偶认识到技术的缺陷？绝对应该。是否对改进的技术有所忧虑？是的。需要清楚的是，我们在前进并不意味着没有犯下错误。”

2014年4月3日，休斯敦市关闭其原有的犯罪实验室，并将所有DNA检测业务转移到一个称为休斯顿法医科学中心的新实体。与其由警察局监督的前身不同，法医科学中心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组织，其与执法部门之间相互隔离。“我认为这种架构对于法医研究有重要的独立性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哪一方将受益或从中获利，只是提供到我们所认为的准确信息。” 法医科学中心负责人丹尼尔·加纳（Daniel Garner）这样告诉当地的记者。

然而，休斯顿一很难摆脱在其在DNA检测方面留下的不良历史记录。2014年6月，《休斯顿纪事报》报道称，前犯罪实验室的分析师彼得·伦茨（Peter Lentz）在休斯顿警察局内部调查中被发现有不当行为，其不当行为包括不当的程序、谎言以及篡改官方记录，伦茨被迫引咎辞职。县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代表告诉《纪事报》，其办公室正在对伦茨在实验室工作期间的近200个案件进行重新调查，其中还包括51个谋杀案件。但大陪审团拒绝对伦茨作出指控。

“已经快20年了，我们仍在处理误判造成的影响，”约西亚·萨顿（Josiah Sutton）的母亲卡罗尔·巴蒂（Carol Batie），今年早些时候这样告诉我。 “他们会说事情总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也许他们是对的。但我总是回应，这还不够快，以至于没能完全挽救约西亚。

在进入监狱之前，巴蒂回忆，萨顿是一个前途满满的足球运动员，大学生活正在迎接他的到来。然而在他释放之后，他的生活似乎处在了一个停滞的状态。他易怒抱怨、不满权威，他不断地更换工作。他收到了政府的一大笔钱，作为对他错误定罪和他在监狱里耗过宝贵时光的补偿。但萨顿很快就把这笔钱花光了，他和五个不同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。

巴蒂打电话给政府询求对儿子进行相应的辅导，但被电话那头告知没有这样的服务。 “我尽可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，”Batie说。 “我对他也很生气，但我知道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对。即便每个人都放弃他，我也不能放弃他。“

（编辑：PHP编程网 - 黄冈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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