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青楼史的下半部 和互联网新贵们的下半身

　　当张敞用“闺中之乐，有甚于画眉”委婉应对汉宣帝的问询时，君臣之间早在内心形成了一条性爱鄙视链：张敞应该会腹诽汉宣帝怎么会知道夫妇之乐，而列堂同侪估计会偷笑这当着满朝文武面秀恩爱的画眉太守，哪里懂得狎妓之乐。

　　▲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一瞥

　　当今盘点“中外性史”，往往带上一种奇怪的羞耻色彩，“嫖娼”更会被道德审判。一场突如其来的京城“扫黄风暴”过后，不见人们谈论那些声色场所的来历和背景，一句“北京一半互联网公司CEO都去过”的流言，反倒是让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和诸多风险投资机构大佬们人人自危。

　　要知道，从古至今，名士缙绅狎妓嫖娼，非但无损其名气，甚至还能激发不少文思灵感和人生好运。套用当下的一句毒鸡汤：爱嫖娼的名士们，运气都不会太差。

　　古代狎妓嫖娼：唱歌跳舞做前戏

　　“娼妓”之为职业，由来已久，但直到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，才被齐国官方承认和提倡，因之后世青楼拜齐相管仲，有如中国商人拜关公，日本商人拜招财猫一样虔诚。但细究起来，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，其实艺术范儿挺足。

　　先秦时代无“娼”而有“倡”，意为“歌舞艺人”(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：“优旃者，秦倡，侏儒也。”)或“歌唱”之意(如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：“疏缓节兮安歌，陈竽瑟兮浩倡。”)，歌舞艺人以女性居多，故有后起字“娼”作为后起字，开始也仅指“女乐”(相当于古代官方入籍在册的女歌手)。古代歌唱艺人的地位很低下，宋代严格限制乐工和妓女服饰，在非官办的妓院，妓女可穿黑白色的衣服，不能穿紫色的衣服(想象一下，这颜色还挺倒胃口的)。而“妓女”成为其后起的引申义，多少也和二者阶级地位相近有关。

　　“妓”遭遇了类似命运。“妓”最初也只和音乐有关，指唱歌跳舞的女艺人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妓，妇人小物也。”后来这个字就专指“妓女”了，而那些唱歌跳舞的女士们，都被写为“伎”，如《说文》大家段玉裁说：“今俗用为女伎之字。”《艺伎回忆录》这种名字是万不可写错的，否则国际章怕是要跳脚。

　　至于“嫖”字最初字义只是“轻”，通常以“嫖姚”(意为“劲疾”)的联绵词形式出现，很少单用，“嫖娼”则是非常晚出的意思了。

　　总之，“嫖”、“娼”、“妓”本义与男女之事无关。古代性工作者与当今的“失足妇女”完全不是一个档次，一开始就是有很高的舞乐修养。艺术是政治的润滑剂，这些“妓”能在礼乐祭祀等严肃政治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，只不过后世娼、妓地位也不同，往往是娼不如妓;至于“嫖姚”这个英武的联绵词中，只有“嫖”字被拆出来塞进“狎妓”这么一个含义，也是令人敬佩中国文化的精深与博大。

　　一部文艺史就是一部狎妓史

　　有教养的人士，每以脐下三寸为禁区，男女话题，从未登大雅之堂。但不说不代表不做，一部中外的文艺史，基本上也是一部嫖娼史。爱嫖娼的名士们，灵感、运气和声名往往不差(差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中，与名士们交往的妓多而娼少，也是因为他们要爱惜羽毛)。

　　唐宋时代是中国物质与文化发展的两个顶峰，狎妓也最为风雅。从皇帝到大臣，从文人到平民，都不以为耻。唐朝末年李瀍(炎)就花钱为一名歌妓赎身，娶回家做了老婆，后来李瀍为唐武宗，少不了这位贤内助的智慧;北宋徽宗皇帝与李师师的轶事更不必多说。这两位皇帝尚且算是比较守规矩的皇帝了，像明武宗、清同治皇帝则喜欢偷偷跑出紫禁城嫖娼，同治皇帝甚至因此感染梅毒而死。

　　皇帝尚且风流如此，文士们自然也玩得开。

　　唐代文人中，风流不过李白。他携妓出游已是文林佳话，李商隐的朦胧抒情诗明里暗里也少这般风流，至于杜牧名句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更是人尽皆知。最令人错愕的是历史书上“忧国忧民”的杜甫，竟也曾携妓潇洒，不料半路遇雨，悻悻而归，还不忘赋《携妓纳凉晚际遇雨》诗一首，有“越女红裙湿，燕姬翠黛愁”之句，述妓女情态。杜甫尚且不是省油的灯，以“垂死病中惊坐起，暗风吹雨入寒窗”唱和的元稹和白居易就更是要穿一条裤子了——他们直接共同享用一名妓女(事见《唐语林》)。

　　宋代文人更甚之，柳永死后由妓女出钱安葬，周邦彦敢于在宋徽宗背后偷会李师师，苏轼将歌妓王朝云纳为妾，也是佳话，至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，更是青楼常客，甚至有妓女为之殉情。不过宋代妓女只能陪酒，卖艺不卖身，而有宋一代，政府对文人待遇极为优厚，故他们还可以有财力“蓄妓”。

　　明代以后，世风日下，娼盛于妓，卖身多于卖艺，故政府禁止官员嫖妓。但此时文人豢养娈童、酷好男风之习又起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商代就有“比顽童”之说，不过到了宋代，“男娼”属于非法，违者“杖一百”，到了明清小说如《儒林外史》，文人如袁枚，都对男风毫不掩饰。清初禁娼，男风进一步发展，号曰“相公”，八旗子弟甚至以玩相公为荣。直到辛亥革命之后，“八大胡同”狎男优之风逐渐转为公开化的妓院，“玩相公”才逐渐消失。

　　民国文人的“贤者时间”

　　民初大佬对出入“八大胡同”并不以为意。袁世凯将社交场所定在这里，除了袁世凯的侄子袁乃宽、二子袁克文，北洋系高官如顾维钧、杨度、徐树铮、章士钊，以及后来当了总统的黎元洪，也都是这里的常客。

　　但爱惜羽毛的民国文人，在狎妓嫖娼上的态度和做法就很耐人寻味了。通常，他们在嫖娼时毫无顾忌，事后又各种忏悔或推卸责任。这反差萌式的“贤者时间”，倒和叔本华各种不喜欢女性，却又偷偷嫖娼染了梅毒，有同工之妙。

　　胡适读书的时候嫖，结婚之后也嫖，完事儿了还在回忆录里大大方方地承认;这道算好的，像徐志摩嫖了就赶紧给陆小曼写信致歉，信中还不忘要拉胡适垫背——

　　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。请了三四个姑娘来，饭后被拉到胡同。对不住，好太太!我本想不去，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。某某病后性欲大强，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。

　　我们的“诗哲”，可真是好样的。

　　郁达夫嫖完会写忏悔文字，写得多了干脆直接写了小说《沉沦》。论敬业，我只服郁达夫。

　　少年郭沫若就更甚之，宗白华回忆说：

　　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、搞同性恋、酗酒闹事、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，我也有所耳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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